读懂中国经济，必须理解战略机遇期的机会在哪里

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正式开幕；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也将开幕。未来十余天，中国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经济发展和民生话题是持续的“两会热点”。其中，中国如何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变压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备受关注。

针对这一热点，在 “北大光华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发表了题为《战略机遇期的新特点》的主题演讲。

核心观点速读：

●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调整，在中国乃至全球都造成了一定悲观情绪，人们感受到各种挑战，例如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不平衡、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尽管短期悲观，但未来30—50年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四个方面理解战略机遇期的特点：第一，未来30年国际增长格局仍富有活力，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将是主角，这将为中国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技术进步（比如数字经济）和效率提升是最核心的增长推动力，中国在这些领域发展势头良好，长期潜力巨大；第三，人力资本是重要的发展因素，既有利于提升效率也有助于促进平等，未来30年中国是人力资本大国和强国；第四，政府和社会消费是增长的拉动力量，也是创造平等美好社会生活的力量。

●中国当前短期面临的问题：从资金需求方来看，过去1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比前30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直接的反映就是企业资本回报率低，导致人们的投资需求变弱；从资金供给方来看，中国的利率不低，因为中国缺乏健康的投资需求，要警惕低质量的投资需求。房地产投资、地方政府超前的福利主义投资、国有企业每年十几万亿计的贷款，最值得警惕。

以下是完整观点：

战略机遇期的四个特点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那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究竟有哪几个特点，哪些是我们巨大的优势，哪些是潜在的但能克服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十年，不仅中国，全球都有悲观情绪，人们感受到各种挑战，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不平衡、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金融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带来的调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民营企业面临多重困难等。

尽管短期悲观，但未来30—50年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认为有四个特点。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仍富有活力，有利于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综合各方面研究，我们判断未来50年，世界经济每年增长速度大约是3%，其中发达国家（OECD国家）是2%左右，发展中国家将从过去十年的6%—7%逐渐降低到2030年的4%—5%，再到2050年的3%。

其中，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快速。按照购买力平价，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位居前两位，两国经济总量加起来将超越OECD国家的总和。包括中国、印度、印尼、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等在内的E7将取代G7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角。到2050年E7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将大幅超过G7，达到50%左右，而G7的份额将会出现萎缩。

从增长的区域特征看，亚洲将成为世界的主角，除了中国、印度、印尼的经济规模将在全球名列前茅以外，越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将有良好表现。亚洲邻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是一个有利因素。

第二，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未来世界增长的推动力。其中，数字经济是推动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方面。

计算机行业、通讯行业是狭义的数字经济。如果把计算机通讯技术甚至数据作为传统产业，当它们作为生产服务的重要投入要素的时候，这个传统产业也成了数字经济的一部分，这是广义的数字经济。从广义的数字经济看，现在美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的60%，日本占50%，中国占35%。中国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包括在改造传统制造业、传统交通运输、传统文化娱乐医疗服务等方面跟美国还相差甚远，但是也有一些单个项目比美国好很多，比如说电子支付，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完成的交易量是美国的很多倍。

数字经济怎么样提高？通过几个例子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是全要素生产率。第一，消费者都非常熟悉的电商，以及蓬勃发展的分享经济，能提高生产者和需求者的匹配质量。第二，数字经济会在管理流程中降低交易成本。第三，数字经济应用在传统的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时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尤其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可以节省大量人工和生产成本，这是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来源之一。从数字经济的发展看，中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未来要保持这一态势。

第三，未来靠大规模投资是不可能的，人力资本将成为促进发展的重要因素。作出这一判断有两个理由。首先，对中国而言，人均资本存量跟我们的发展水平已经相适应，甚至很多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有一定的超前。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对固定资产投资仍有巨大需求的可能是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国家，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将会放缓。其次，投资的需求来自于技术进步。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可能会拉动投资。当你的炼钢业技术突破、汽车业技术突破，就会建钢铁厂、汽车厂。但现在的技术突破往往是某个算法突破了，在匹配质量效率方面提升了，这不会带来大规模的投资，只需要雇一些研发团队在办公室就能完成这项工作，投资需求没有想象大。因此，推动未来经济进步的要素就剩人的要素，人力资本的要素。

人力资本指人身上对生产效率有重大作用的技能和知识。中国未来25年将陆续有4亿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4亿人在未来25年是最宝贵的劳动力资源。最重要是这些人上大学比例很高，其中有2.5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1970年代出生的人上大学的比例只有2%，1980年代出生的4%到5%，1990年代出生的就是1/4了。现在每年毕业700到800万大学生，这一规模还会缓慢增长。未来25年将会有4亿新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有较高知识资本的一共有2亿多，往高了估计可能有2.5亿。20年后，中国最宝贵的资源是这4亿青壮年劳动力，其中2.5亿受过高等教育。这是中国老龄化到来之前唯一的发展窗口期。如果把这4亿人口浪费了，没有配置到发挥作用的地方，没有发掘出劳动潜力，中国将面临很大挑战。

第四个特点，政府和社会消费是增长的拉动力量，也是创造平等美好社会生活的力量。目前，中国正面临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中国已经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极其严重的国家，甚至超过美国。近年来美国的政治生态恶化也跟社会不平衡加剧有关系。美国过去30年时间，收入水平处于后50%的人，也就是1.5亿美国人的真实收入仅上涨了1%。美国大部分人没有从过去30年的全球化中受益，这使得他们社会生态、政治生态出现了恶化。

但从国内看，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机会得到改进。一方面，正如刚才所讲，无论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富人家的孩子都是这4亿人中的一个，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这4亿人对我们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基本物质需求解决了，人们在穿衣、吃饭等方面基本能够满意，更高层次的需求将会来自各方面的服务。这也会带来生产结构方面的变化，大约有70%或者是65%的人从事服务业。人们怎么消费这些服务？人们消费的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美国人的消费结构中，有40%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60%是服务。中国要往这个方向转变，需要有消费和服务的社会基础设施。比如，家长想带孩子看博物馆，就会创造出对文化设施的需求。中国建了那么多的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化设施吗？很显然，文化设施方面的供应现在仍然不够。这就是我们进入社会消费时代带来的新需求。

社会消费时代，随着人均收入上升，大家对必需品的消费，对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的需求已经淡化了。用专业术语表达就是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对精神产品方面的需求，包括旅游、健康、体育、娱乐、文化的需求将会更多，这是需求侧来讲产业结构。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到，政府需要在这些领域有更大投入。因为社会消费时代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无论是硬的基础设施还是软的基础设施都需要政府参与提供，这些基础设施通常有规模经济的性质或者是公益性质。

从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提供可以看出，过去100年，政府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二战以前这一比重很小，多数发达国家都在10%以下，二战以后上升到30%。现在北欧国家是60%，美国是40%。也就是说，GDP的产品和服务资源中，一大半比例是由政府配置的，中国也将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巨大的好处，也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大家收入可能不同，但可以平等享受政府的公共服务，构成生活质量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一变化是我们未来被人低估的优势，消费结构的这种变化会带动增长，也会促成社会福利在不同人群之间更加平等地分布。

客观来讲，随着中国收入水平向更高收入水平发展，人们的需求不是穿更多袜子，穿三套西装，而是需要更广泛、更高尚的消费，需要社会基础设施，要实现这一转变政府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未来政府可能需要花钱从第三方购买服务，但不直接提供公共服务。

这就是我看到的未来30年到50年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四方面特征。

警惕三大领域的低质量投资需求

最后我谈一下当前面临的短期问题。短期问题其实是长期问题没有解决好的反映。刘俏教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说，过去1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比前30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直接反映是企业资本回报率低。在企业资本回报率低的环境下，你借给实体经济钱，买来机器设备生产产品，带来1%、2%的回报率，怎么承担得起5%、6%的资金成本？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技术进步变慢了，改革滞后了，产业结构不顺畅，资本回报率变低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们的投资需求变弱。我不想买那么多的机器设备，因此中国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变小，全世界的投资需求都在变弱。这一点中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是投资需求变弱，资金很充分，均衡利率低。美国的利率低不是美国央行定利率，是美国真实利率的呈现，担心未来10年全世界投资需求仍然不够旺盛，跟储蓄率相比仍将保持低利率。

中国利率不低的原因在哪儿？中国缺乏健康的投资需求，增加了三块质量低的投资需求。

第一块是房地产。政府要求银行控制房地产行业的信贷规模，房地产企业可以创新金融工具，从理财产品那里获取资金。

第二块是一些投资回报率并不高的国企。金融机构倾向于给国企提供资金，但并不是所有国企都有那么高的回报率和好的投资机会。一些国企靠规模扩大像滚雪球一样，借新债还旧债感觉能运转下去。但如果国企把这些资金浪费了，十年后推动偿债能力怎么办？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块是某些地方政府超前的福利主义投资。一些地方热衷于搞基础设施建设，一个5万人的城市也想修地铁，超前搞这个东西，未来能不能还得起这个贷款呢？

这三种低质量恶劣的投资需求，腐蚀了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商业逻辑。民营企业家说我要盖个小镇，20亿拿下来，将来有几个人到小镇？现金流可能连利息的1/10都还不了。金融需求是有需求才创新，如果为了满足房地产、部分地方政府和某些国企的低质量投资需求，去进行所谓的创新是有问题的。这些将给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陈玉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